如陕西西安附近，每个现代村落差不多都建在古代遗址上。

（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民族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明史学会理事。则更可说明明代士商互动之广泛性。

田多汙莱，数口之家室无余蓄，重以急征横敛，愈不堪命。如真州诸估为会，率以赀为差。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，如宋时何家楼故事 [4]（P6-7）。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，无疑需要对传统及近代化问题进行一些理性的分析。五常与商人精神遂成水火。

另一方面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以一个匹夫的身份而能做到富敌王公、权侔卿相，那么其人必然有非同寻常的见解。[45]（卷一《内篇·谈道》）显然，他将这五贼仅仅视为后世儒者用来训世的东西。若以一世为20～30年来计算上述《尸子》、《纬书》所载古圣王所传世数，则黄帝至舜五十世，即兴起于禹夏之前一千至一千五百年。

到了殷商时代，隐没了花蒂本义的帝字，已经成为表述人们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称。当我们考察历史上的文化积累和变革时，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、长期延续的内在要素，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，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，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文化传统。从殷商时代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出，在殷人那里，上帝和祖先是不分的。因此我们说黄帝是上帝的原型，这大致是不错的。

殷人的迁移则更加频繁，仅史籍可征的就有十六次。要实行德治，就须以天下为公器，惟贤是择。

由于周人以自然的人伦关系来确定尊卑上下的名分，使得这一等级制度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表现出一种为后世所称羡的特点:既有森严等级，所谓贵贱有等，又有敬让和睦，所谓礼让为国。周初亦然，于《牧誓》《大诰》，皆称诸侯曰‘友邦君，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。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渔猎转入畜牧业，其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、繁殖和植物的种植。按照唯物论的观点，上帝的宗教观念不过是人间最高统治权力的投影。

解决粮食问题，维系种族繁衍，是当时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。29 《观堂集林》卷十《殷周制度论》。黄帝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，从而是此一时代的象征和标志，而此一时代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归结为黄帝一人。周公制作之本意，实在于此。

德治的精神是以德居位，协和万邦。并以此为核心而开始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，以及礼乐等所谓元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。

国与家，大利之所在也。可以这样说，他的一生是意义化作生命，生命化作意义。

由于这些王官散入列国和民间，便使其专门知识扩大了传播的范围。德又大者，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，以安其封，于是有方伯、连帅之类。周人为了减少内部的纷争，通过宗法规定只有嫡长子，即宗子有继承一切爵位、财产，乃至祭祀祖先的权力。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云：当禹之时，天下万国，至于汤而三千余国。远在七八千年之前，中国先民就在黄河流域种植了粟子，在长江流域种植了水稻。传说鲧治理洪水九年失败，其子禹复治水十三年，反映了上古人民连续数十年导江河、疏沟洫协力治水的事迹。

中心氏族与一般氏族的朝贡关系正是以此为前提条件的。这也就是说，在原始时代的相当长的和平时期，中心氏族的地位的获得，不是凭武力，而是凭文化。

墨家主张兼相爱，交相利，显然与老子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不同。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，我们还无法确定那种挑战的具体性质。

可是到了武王克殷以后，尤其是到了周公东征以后，周王的产业空前的庞大，如果不确立一个法定的继承者，便很难保持王族内部的长期团结，倘使因此而引起争夺的纠纷，周的政权就不能稳固，环伺的殷人又将乘机而动。中国古代传说的燧人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。

从广义上说，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，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说是文化。另一方面铁制武器装备的普及也扩大了战争的规模，增加了战争的野蛮性和残酷性。而我们在作中、西文明比较时发现，在西方古希腊的文明中有另一种传统和逻辑，即认为政治是管理公众之事，公众有权力参予政治事务。[4] 下面我们对上古世界人口的估数与中国人口的估数作一比较， 据估计，世界人口在公元前4000年约为8，500万人（同上），这个数字应该包括中国当时的人口在内，然而我们并没有关于此一年代断限的中国人口资料。

7 《历史研究》第92 ～93页。本文所言宗周，系指西周。

23荀子更进一步说：君者仪也，民者景也，仪正而景正。但哲学又不是历史，历史之成其为哲学，乃是一种转化的结果。

《汉书》说：黄帝作舟车，以济不通，旁行天下，方制万里，画野分州，得百里之国万区。其失在于对儒、道、墨三家只见其异，不见其同。

史称夏后氏十迁、周人七迁。礼制的特点是亲亲与尊尊的统一，即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统一。当时尧老，欲传位给有德之人，四岳推荐以孝弟闻名的舜，为尧所认可，这说明尧舜时代人们已将孝弟视为重要的德目。许多复杂深奥的文化现象的秘密都根源于这里，我们要弄清中西文化对比中的种种疑谜，也要从这里开始。

依摩尔根的分期，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期，为了在大猛兽中间生存，人们不得不住在树上。以上这些情况在历史上出现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，只要加上时间的因素，这些情况就必然会按其固有逻辑的展开而呈现于历史。

因此宗周之义有二：一谓镐京其地，一谓西周之时。《逸周书·武顺》云:卿不仁，无以集众。

以时间推之，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年代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，此期（或更早些）大致属于中国早期农耕时代，从而亦大致相应于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时代。当然，这也是春秋时代长期灾难现实刺激的产物，所谓苦难出真理，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动荡，而这恰成为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的契机。